《十四天》：假定性叙事与人性的深度追问

  尽管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其实，早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就已经有一些敏感的作家捷足先登地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回应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劫难。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021年之后，这一方面的作品，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在渐次增加的过程之中。虽然说其他的同类题材作品也肯定各有千秋，但如果仅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截至目前，这一方面最有必要注意一下的一部长篇小说，很可能是姚鄂梅的这部篇幅不算太大的《十四天》。一部长篇小说，为何需要被命名为“十四天”？在没有阅读作品之前，仅只是这个标题，就已经引起了我足够的现实联想。一般来说，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被迫自我隔离的时间也就是十四天。难道说，这是一部直击当下时代新冠疫情现实的长篇小说吗？实际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展卷不久，当我读至“入住”部分，读到刘子建的岳父一家竟然打破原定计划，以自驾车的方式提前在腊月二十八这一天抵达宜都这一故事情节的时候，就已经强烈预感到这是一部以迅捷的方式直击新冠疫情的长篇小说。这里，一个不容回避的核心问题是，姚鄂梅到底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艺术地切入到疫情现实之中。

  我们都知道，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民族相比较，中国依然是最重视家庭或家族观念的。大约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很多作家才会在他们的写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家庭或家族作为自己的切入点。借助于家庭或家族的透视，作家往往可以巧妙地折射表现总体意义上的社会问题。这部《十四天》中，姚鄂梅的睿智之处，也首先体现在她选择了家庭这样一种基本的社会细胞作为自己的艺术切入点。在这部很难说哪一位是小说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中，整一个故事情节的始作俑者，是地处鄂西南地区的宜都市一位特别好面子的普通市民刘玉成。刘玉成和妻子秀芝一起，育有二子一女。大儿子刘子建是一个不通事务、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单只是恋爱结婚一事，就足以让刘玉成夫妇操碎了心。因为早在大学期间就一厢情愿地单恋上了一位比自己高一届的师姐的缘故，他竟然把自己的婚姻问题一耽误就是很多年。既如此，最终成为他妻子的武汉本地人圆圆的出现，对早已为儿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刘玉成夫妇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福音。由于宜都和武汉相隔太远，两亲家连同婚礼在内，也一共只是见了两次面。没想到，就在婚礼上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这位心胸不够宽阔的刘玉成却心里头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定要和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亲家比一比的念头。从根本上说，刘玉成如此看似莫名其妙的精神情结，其实还是自卑心理在作祟的缘故。既然如此，他一个扳回面子的计划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武汉那边的亲家请到宜都来过一次年。这样也就有了婚礼上两亲家之间的一段对话：“婚礼后的家宴上，刘玉成说：我这两年没干别的，就做了一件事，我弄了个房子，三层，七八百个平方。亲家大惊：哇！土豪啊！何时乔迁新居啊？我们一起喝杯喜酒！刘玉成说乔迁就算了，现在连结婚祝寿都限制规模了。我有个想法，孩子们是第一年，我们亲家也是第一年，不如我们合在一起过个年吧，过年谁也管不着，正好也免了孩子们两边跑，怎样？亲家笑呵呵地说：我看可以。”尽管亲家在当时也曾经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个六口之家，但一心一意想要借助于这个机会好扳回一局的刘玉成，却根本就没有把这六口人当回事。就这样，一种原因是由于刘玉成实在意欲通过对自家三层楼房的炫耀而扳回面子，另一方面也由于亲家吴爸爸丝毫都没有推脱的积极配合，两家人合并在一起度过2020年春节的计划，也就被提上了正式议事日程。但其实，被刘玉成用来加以炫耀的资本，也即那套听上去特别了不起的面积多达七八百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其来历带有突出的“误打误撞”性质。尽管在刘玉成自己的感觉中，“幸亏当年没有跟风给她（指刘玉成的妻子秀枝）办‘农转非’，老老实实当他的‘半边户’。想想看，农转非三万多（上世纪80年代），如今的地皮费三十八九万，就因为他一个正确的决定，竟然全都省了，一分钱都不用出！”但事实的真相却是，并非刘玉成有非同寻常的先见之明，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趋势，而是当时的他，根本就没能力替自己的妻子“农转非”，没想到到头来随着时世出人意料的迁移，刘玉成的如此一种不作为，竟然“歪打正着”地成为了带有突出先见之明色彩的“正确”抉择。一个已经退休在家的普通市民，如此这般地因自己当年的无能而沾沾自喜到如此不知廉耻的地步，其虚荣和浅薄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但无论如何，对姚鄂梅的《十四天》这部长篇小说来说，刘玉成这种炫耀心理的存在却是非常必要的。很大程度上，刘玉成的这种炫耀心理，非常类似于阿基米德所需要的那个支点。阿基米德说，只要有那个推想中的支点存在，他就可完全撬起地球。我们说，如果缺少了普通市民刘玉成那种难以遏制的炫耀心理，整部《十四天》也就丧失了故事情节的根本内驱力。也因此，如果从一种假定性叙事的角度来说，刘玉成的炫耀心理，实际上所构成的也就是一个基本的叙事前提。

  正如同那个无知的渔夫不小心打开了所罗门王的瓶子、放出了已被封押很多年的魔鬼一样，一心只想借助于自我炫耀的方式挽回面子的刘玉成，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自己所无意间打开的，也是一只“所罗门王瓶子”。尽管早就做好了接待亲家吴爸爸一家人的各种准备，但出乎刘玉成预料的一点是，吴爸爸他们竟然会“违约”提前出现在宜都。虽然说刘玉成夫妇一直被蒙在鼓里，但叙事过程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却已经隐约透露着社会局势的逐步恶化。一个是口罩的突出出现，“一个戴口罩的年轻姑娘走了过来，那是圆圆姐姐”，“刘玉成这才发现，圆圆妈妈也是有口罩的，这会儿她把它套在手腕上”。再一个是吴爸爸一家表现得不够正常：“大家听了，都不说话，只是嗯嗯、哦哦，心不在焉，刘玉成有点疑惑，如果他们真的对这个城市不感兴趣，为什么又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望着外面呢。”另一个不正常的地方就是，“说完他自己也察觉缺陷了：从荆州过来两个小时都不要，他们怎么一脸瞌睡，像开了夜车的样子？”然而，一直等到子夏他们从南京回来，事情的真相才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就这样，一方面，是按照此前的计划，刘玉成和吴爸爸他们两家人的确聚集在了刘玉成家的三层楼房里，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年节就此拉开了帷幕。另一方面，伴随着隔离令的下达，一场意想不到的现实和人性劫难，也开始逐渐降临到这两个临时拼凑在一起过春节的家庭之上。但在真正开始他们长达十四天之久的居家隔离生活之前，首先爆出火花的，却是子夏与吴爸爸他们的短兵相接。无论如何，如果从叙述学层面上的预叙角度来说，子夏和吴爸爸他们在长达十四天的隔离生活开始之前的如此互不相让的短兵相接情节，却也在很大程度上预言或者说昭示出未来十四天隔离生活过程中，这两个家庭之间抑或各自内部不可能被回避的尖锐矛盾冲突以及那人性本然层面上的恶。

  与被封城的武汉不一样，宜都的具体隔离，从大年初一的那一天开始。面对着有关部门下达的隔离令，刘玉成他们一家所必须作出的一个选择，就是如何处置来自武汉的亲家吴爸爸一家人。尽管遭到了子夏尚且算不上多么激烈的隐约反对，但出于维护亲戚之间亲情的目的，刘玉成最终决定还是要不惜冒险也要把吴爸爸他们留在自己家里。因此，尽管仍然有着不可避免的浅薄与平庸一面，但这样一个时间段的刘玉成，却也还算得上是一位重然诺有担当的男人。这样一个时间段的刘玉成根本就无法料想到，自己一时慨然大义地把吴爸爸他们一家留下来不要紧，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正是他的这一慨然举动，因为置身于新冠疫情这一特定时期的缘故，到头来竟然会引发一场严重的亲情伦理危机。更进一步说，在这场意外出现的亲情危机中，伴随着原本光鲜亮丽的生活表象背后一种千疮百孔的生存本质的被揭示，那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人性本然之恶也会随之而大发酵与大爆发。